专利文件，证明28号、29号及75号化合物结构式在被吴广披露前已在辉瑞公司申请的相关专利中公开。
被害单位辉瑞公司及被告人吴广未提交证据。 辩护人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上海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硅鉴定所）出具的沪硅所[2013]鉴字第01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补充鉴定意见，以证明在2号、5号、6号、27号、30号、35号、51号、56号、57号、61号、62号、69号、74号、75号、80号共15个结构式中，吴广披露的56号、61号结构式与辉瑞公司的对应结构式不具有同一性；5号、6号、75号结构式中的双方检材均未体现手性中心的具体构型，既可能表示外消旋体，也可能表示合成了一种化合物但尚未知其手性，故不能明确是否具有同一性；30号、62号、74号结构式是互变异构体，对应两种不同的物质，不具有同一性。（2）有专门知识的人罗某的证言，其具备有机化学博士学位，现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其认为上述15对结构式中，5号、6号、75号结构式中的双方检材均未体现手性中心的具体构型，既可能表示外消旋体，也可能表示合成了一种化合物但尚未知其手性，因此不能明确是否具有同一性；30号、62号、74号结构式是互变异构体，对应两种不同的物质，不具有同一性。
对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辩护人提出以下异议：（1）科技咨询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存在鉴定机构及鉴定人无资质、鉴定机构超出业务范围、鉴定费支付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等问题。（2）20131380JM号《知识产权检索报告》的检材及公信中南[2012]鉴字第6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附件中一封电子邮件的来源存在瑕疵。
对于辩护人提交的证据，公诉人提出以下异议：（1）硅鉴定所鉴定意见所涉三位专家虽有知识产权鉴定人的鉴定资质，但其从业背景与本案所涉的有机化学或医用化学均无关。（2）根据庭审情况，该鉴定意见受未在鉴定意见上签字的在场人员罗某左右，可见三位专家没有鉴定能力和信心。因此公诉人提交的鉴定意见在效力上高于辩护人提交的鉴定意见。
本院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作如下认证：
关于科技咨询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根据《公安机关鉴定规则》第十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委托公安机关以外的其他合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根据《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第八条的规定，经批准列入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人名册的鉴定人，在《人民法院报》予以公告。科技咨询中心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批准，于2003年在《人民法院报》上进行公告，被列于《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人名册》中，鉴定类别为科技咨询，并于2007年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技术专业机构名册，有权从事技术类的司法鉴定，故该中心具有司法鉴定资质。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的规定，国家对从事“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鉴定以及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而根据司法部《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该办法所称的司法鉴定机构是指从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的司法鉴定业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时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司法鉴定人从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的司法鉴定业务，适用本办法。”可见，知识产权案件中涉及技术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并未明确规定适用上述相关规定，而知识产权案件中涉及的技术领域繁多且分散，在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登记类别中并未涵盖相应技术领域。科技咨询中心取得了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批准的司法鉴定资质，其聘请的鉴定人员都是具有相关专业知识，且具备教授级或研究员级别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具有进行相应技术鉴定的能力。因此，对于辩护人关于鉴定机构资质、鉴定人资质及鉴定范围提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公安机关在接到上海药明康德公司报案后，为审查是否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委托科技咨询中心进行一系列鉴定，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司法鉴定收费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诚实信用、平等有偿和委托人付费的原则”。故科技咨询中心收取的鉴定费原则上应由委托人即公安机关支付，但鉴于公安机关当时尚未立案，鉴定费实际由上海药明康德公司支付，存在一定的程序瑕疵。但是，该程序瑕疵对鉴定意见的内容并无直接影响，也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情形。综上，科技咨询中心接受公安机关委托进行技术鉴定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合法、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