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主张增设“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或者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的，应当从重处罚”规定，而不是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或者非法提供商业秘密”规定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主要是考虑到上述国家侵犯商业秘密罪基本刑较低，对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或者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的行为予以加重处罚是合理的。而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法定最高刑长达7年有期徒刑，与其他国家对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的刑罚相比，已经较重，因此，我国没有必要对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或者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的行为再加重处罚，只规定将其作为从重处罚情节即可。
（二）侵犯商业秘密罪现有的定罪标准是否过高的问题
在实践中，有论者提出，我国刑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的定罪标准过高，不利于对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建议降低其定罪标准。[13]从该文的相关分析来看，其所谓的定罪标准过高，实际上不是说刑法典第219条对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这一定罪标准过高，而是说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14]对“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规定的数额标准过高。
我们认为，对于司法解释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中的“重大损失”规定的数额标准是否过高的问题，需要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根据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发案情况、造成的危害等具体情况来解决，并不需要通过修改刑法典第219条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定罪情节的标准来解决。因为刑法典第219条关于“重大损失”的规定只是对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在量上的一个概括要求，并无具体损失数额的限制。在此情况下，如果最高司法机关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以前司法解释规定的损失数额标准过高，完全有权通过新的司法解释重新规定一个较低的损失数额标准。
四、侵犯商业秘密罪法定刑的完善问题
刑法典第219条对侵犯商业秘密罪设置了两个法定刑档次:一是侵犯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二是侵犯商业秘密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上述法定刑设置中存在的主要争议问题是，应否提高法定最高刑，以打击日益严重的侵犯商业秘密罪。
（一）基本主张
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法定最高刑的规定，有观点主张，上述最高刑过低，不利于惩治侵犯商业秘密的严重犯罪行为。因此，应提高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法定最高刑。[15]
我们认为，我国现有侵犯商业秘密罪法定最高刑的规定是基本合适的，并不存在由于法定刑过低而不利于惩治严重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问题，因此，不宜提高其法定最高刑。
（二）主要理由
不宜提高侵犯商业秘密罪法定最高刑的理由如下：
第一，提高侵犯商业秘密罪法定最高刑，会破坏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间法定刑的平衡。我国刑法典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的8个条款7种犯罪，除了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和假冒专利罪以外，其他4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侵犯商业秘密罪一样，都规定了两个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都是7年。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与商业秘密权同属知识产权，同样具有财产内容，都是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的统一体，严重的侵权行为都会给权利人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如果仅仅提高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法定最高刑，而不提高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不仅会破坏现有各具体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间法定刑的平衡，而且很有可能会引发各罪之间的法定刑攀比问题，进而造成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乃至整个经济犯罪的重刑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