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第三人明知或应知前三种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仍然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这里所谓的“明知”或者应知是指行为人主观上的知情。明知是对向其传授商业秘密的人具有获取商业秘密的非法行为的确切性认识，应知是一种主观上的预见性。只要将行为人明知或应知他人以不正当手段侵犯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而对该商业秘密予以获取、使用或披露的，尽管具有间接性仍构成对商业秘密的侵犯。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以列举的方法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法律列举以外的行为则不构成违法。然而，现实情况是异常复杂的，如可合法了解或掌握商业秘密的内部技术人员或经营管理人员擅自在新闻媒介上宣传、泄露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商业秘密，法律未作明确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营业秘密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侵害营业秘密：（1）以不正当竞争方法取得营业秘密者。（2）知悉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其为前款之营业秘密，而取得、使用或泄露者。（3）取得营业秘密后，知悉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其为第一款之营业秘密，而使用泄露者。（4）因法律行为取得营业秘密，而以不正当方法使用或泄露者。（5）依法令有守营业秘密之义务，而使用或无故泄露者。前款所称之不正当方法，系指盗窃、诈欺、胁迫、贿赂、擅自重制、违反保密义务、引诱他人违反其保密义务或其它类似方法。
与大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比较，除基本精神大致相似外，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还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将行为人因重大过失不知以不正当方法而取得、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或取得营业秘密后，因重大过失不知以不正当方法而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与知悉前述两种情况一样看作侵害营业秘密，也就是说，不仅强调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是承担侵害营业秘密的条件，同时将“因重大过失”也确认为承担侵害营业秘密的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其二，关于不正当方法的界定，在采取列举方式的同时还规定兜底条款“其他类似方法”。在所列举的方式中，“贿赂、擅自重制”这两种方法也是我国大陆法律规定中所没有的。
四、商业秘密的民法保护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对商业秘密侵害提供的民事救济均包括制止侵害和请求损害赔偿，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各有不同。
我国大陆现行立法对商业秘密侵害予以民事救济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合同法律保护
我国大陆《劳动法》第22条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有关事项。”第102条规定，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的保密事项，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也明确了职工违反合同约定或者保密要求，侵犯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将商业秘密的保护纳入其中，说明我国大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9]该法在总则第43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据此，在合同关系中，对方当事人负有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如果泄露或不正当地使用，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种保护形式对于接触商业秘密的人来说，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在合同中，对于保密的要求、范围、责任等，都可以作出明确的规定。如果违反，就要求承担违约责任。但是，通过合同保护商业秘密有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合同的效力在通常情况下并不及于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者。
（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
商业秘密是权利人的智力劳动成果，属知识产权范畴，对侵犯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就可以根据《民法通则》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18条规定：“公民、法人的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受到窃取、篡改、假冒等侵害时，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商业秘密属于“其他科技成果”的范畴，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这种保护不仅限于合同当事人，还可以及于任何第三人。只要受害人能证明自己是某一个合法权益（或者利益）的享有者，同时又能证明侵害人有主观过错，其要求侵害人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主张就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