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很多人担心：允许律师首先服务于他的委托人，而不是服从于打击犯罪的目标，这样做一定会使许多坏人漏网。毋庸讳言，的确有律师帮了坏人还“振振有词、心安理得”。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要怕律师帮了坏人，正如不能要求医生不给坏人看病一样。如果好人坏人成为治与不治的标准，那么，医生们就会这样考虑：好人的病治不好不要紧，坏人的病治好了可就麻烦大了。最后，倒霉的还是广大的好人。
同理，我们不能要求律师只帮好人，那样一来，坏人好人的判断必然转化为有罪无罪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将被提前到律师接受委托之时，这显然是不妥的。本来，两造对垒中，每有一名律师站在错的一方时，就有另一名律师站到对的一面，民事案件中更是如此。
其实，仅从打击犯罪来说，有公安、司法机关就够了，参与的机关越少，程序越简单，就越有效率，根本无需律师。而律师职业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它是作为侦检机关的“对手”而存在的。侦检机关不仅应当容忍而且应当培养强大的律师对手，原因在于，律师不真正强大，而只是一个摆设，那么它迟早要被消灭；没有律师作为对手，那么公诉行为就是多余的，因为百分百的公诉成功率意味着这个程序可以省略，侦查、公诉和审判可以一并完成。律师没有了，现代法治所认可的控辩平等审判居中的模式也将随之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