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真正把专利药进口的价格降下来，政府不能仅充当“进口商”的角色，还应当基于药品的特殊性，使得药品的价格与国民消费水平相当，否则只给贵打折，没有实质意义。建立专利药价格谈判机制，核心还是进口价格确定规则，包括成本、市场等一套比较成熟的测算办法，从而形成科学准则。当然，专利药产生的价格垄断，根源还是专利制度所致，即便是药品的配方与工艺可以仿制，但都构成侵权，专利制度既是保护，也是壁垒，这是一柄双刃剑。为避免大企业滥用专利保护，印度专利法规设置了相关条款，政府有权行使强制许可权，允许本土制药公司继续仿制抗癌药等药物。这就是为何印度仿制药品只是专利药品价格几分之一的根本原因。印度的做法或许不能简单照搬，却至少是可借鉴的。
建立专利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的同时，完全可以打造“专利底牌”，即在多轮价格谈判无果的情况下，满足一定的条件，政府可以强制许可国内药企仿制相应的专利药，为谈判设置底线。此外，以药品价格谈判为载体，可有效引入国内药企参与专利授权或转让的谈判，使进口药国产化，降低用药成本与价格，对于一些常见而必需难以替代的专利药，甚至可以以政府的名义购买专利，授权国内药企生产，为专利药进入国内市场找到多元的路途，有效消除壁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