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成犯的结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结果发生以后，这种状态行为就结束了；另外一种情况是某种不法状态，可能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着，这样的犯罪类型叫作状态犯。比如盗窃，窃取他人财物以后，在赃物起获之前，不法状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着，这叫作继续犯。继续犯是状态的继续，不是行为继续，因此继续犯是即成犯的一种。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是即成犯，所以犯罪时间应当从行为时计算。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中，其行为时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跳槽”并获取图纸的时间，那个时间的法律没有规定这是犯罪，所以也不能适用1997年的刑法，这点在刑法理论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应该不构成犯罪。
我们今天讨论所涉及的主要是历史的问题，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有些具体情况，过了这么多年以后翻历史的旧帐，甚至对行为人追究有关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责任，我认为是不符合历史基本面貌的，而且作为犯罪来追究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责任更不合适。
另外，即使是真的追究起来，在实际操作中，也将面临一些更为具体的技术性难题，比如说侵犯商业秘密，按照法律规定，造成他人损失50万元以上才能构成犯罪，但是这50万元如何界定，在司法技术层面上目前是无法解决的。因此，我认为20多年前的“跳槽”所引起的涉及商业秘密的纠纷，不适合按照现行法律追究刑事责任。
郑胜利：知识产权是法定的，法律适用不应溯及既往
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是1993年通过，在这部法律中确认了商业秘密。对1993年以前的一些行为是不是可以按照商业秘密的标准来认定，是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个人主张知识产权法定，法律上不规定这是知识产权的话，它应该放在不存在的状态。法律上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法律不“溯及既往”。1993年之前的法律既然没有规定商业秘密，就谈不上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存在。
我国刑法中规定商业秘密罪是1997年，1997年以前关于商业秘密罪是不是有法律规定呢？根本就没有。有些相当于商业秘密的案件1997年以前判过刑罚，当时有一个适用的罪名叫投机倒把。是不是商业秘密要看法律什么时候规定，法律没定，只能按当时有关的法规，当时比较常用的名称是国家机密或者技术秘密等等。
知识产权和物权不一样，物权只要是一个物，有效地控制它，有使用价值就可能构成财产。但是对知识这类东西，法律明确它是财产时，才是财产。1993年商业秘密相关法律制定之前发生的案例，要用1993年以前关于科技成果的法律规定适用。
刘春田：不要拿“文化遗产”当创新
关于商业秘密在法律上的适用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
第一，按照实体法的规定，没有立法之前商业秘密是不存在的。
第二，按程序法，如果说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法律规定，时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一些与商业秘密相关的案例中，当初的“跳槽”者带着技术走了，如果始终走的是既学习又同时坚持创新的路子，所以一直是在进步，一直是在利用自己的智慧，通过学习和创新，使自己的技术领先，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他有竞争力。对方之所以告他也是因为他的竞争力强。而反观对方，我觉得从一开始到现在，思维方法都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部分人不思进取，拿着“文化遗产”当技术创新，通过二十年的发展，可以说是靠庙庙倒，靠神神跑，最后只好以扰乱现存经济秩序的办法来寻求保护，实际还是一种懒惰的办法。他现在去告别人客观上是对现存经济秩序的扰乱，当然我想最终并不能实现这个目的，但至少对我们是有启示的，一个企业不能靠这种方式去赢得进步、赢得市场，只有进行创新才是最好的选择。
朱妙春：秘密性是商业秘密的关键因素
